Howard Zehr：不要求原谅的正义

1974 年 5 月 22 日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埃尔迈拉，两个年轻人喝多了酒，在镇上走了一路，也砸了一路。车窗、轮胎、店铺玻璃，二十二处。事后清点，损失大约两千二百加元。

六天后，他们对二十二项指控认罪。

按当时的规矩，接下来是判决、罚款、监禁。但一个叫马克·扬齐（Mark Yantzi）的缓刑官，在开庭前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：让这两个年轻人去见见那二十二户人家，当面谈赔偿。

法官 G.H. 麦康奈尔的第一反应很短：「那不行。」

扬齐自己也知道这想法不牢靠。他后来回忆，那只是会上随口一说，是「天上掉馅饼」的念头。可另一位门诺会中央委员会（MCC）的志愿者戴夫·沃思接了话：「我准备好接这个馅饼了。」

法官最终同意了。于是，两个年轻人拿着记事本，在缓刑官或志愿者陪同下，一户一户去敲门。二十二户里有两户搬走了，剩下的都见了。扬齐说，那时候的做法「挺粗的」：走到门口，年轻人敲门，他们站在后面，拿着本子记。

同年八月二十六日，两个年轻人向法官报告了结果。各罚二百加元，缓刑十八个月，各自赔偿五百五十加元。后来人们说，这是加拿大第一例这样的判决。

其中一个年轻人叫拉塞尔·凯利。他后来上了大学，成了这个项目的支持者。

这个故事后来被追认为现代修复式司法（restorative justice，也译「恢复性司法」）最早的记录案例之一。它发生在加拿大，不像一场运动，更像一次笨拙的敲门：没有理论，没有术语，只有两个闯了祸的年轻人和二十二扇门。

后来被称作修复式司法「祖父」的人，四年后才开始做他的第一个项目。而且，他一开始并不想干。

一个门诺会牧师的儿子

霍华德·泽尔 1944 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弗里波特。父亲是门诺会牧师，家里饭桌上常有客人。其中一位叫文森特·哈丁（Vincent Harding），后来替马丁·路德·金写过演讲稿。泽尔记得自己坐在餐桌旁，听哈丁试着给一个「天真的白人孩子」讲种族正义。

门诺会的传统强调把信仰落到行动上，不只是相信。泽尔后来回忆，这让他很早就觉得，理解一件事，得先去做点什么。

1962 年，他进入戈申学院。开学不久，神学家约翰·霍华德·约德来演讲。约德说，人得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走进真实的世界。泽尔听完，决定转学。

他转去了亚特兰大的莫尔豪斯学院。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，1966 年，他成了该校第一位白人本科毕业生。他靠一份奖学金读完书，奖学金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（NAACP）法律辩护基金，用他的话说，是「作为少数族裔学生」拿到的。他毕业时是全班第二名。

这段经历没有替他回答什么问题，但让他很早就习惯一件事：站在少数的那一边，听别人怎么活。

之后他读历史。他后来回忆，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，就去芝加哥大学读了硕士，后来在罗格斯大学拿博士。1971 年，他去阿拉巴马州的塔拉迪加学院教书，那是一所黑人学院。教书之外，他参与法律援助和囚犯权利的工作。1978 年，他离开学界，回到印第安纳老家。他觉得自己在教室里待得太久了，想去做点具体的事。

具体的事，就是埃尔克哈特的那个项目。

一个不太情愿的起点

1978 年，埃尔克哈特的缓刑部门请泽尔主持一个新的项目：让犯罪受害者和加害者见面。

他犹豫了。

他研究犯罪史，也在为囚犯权利奔走。他担心两件事。第一，他要走进一台自己批评了多年的机器。第二，花时间和受害者待在一起，会不会让他更难替囚犯说话。

项目接的，多是入室盗窃这类在法庭上算「非暴力」的案子。按常规，走完程序就是罚款或短期监禁。泽尔他们想试的是另一条路：把双方约到一间屋子里，让受害者把问题问完，让加害者自己谈怎么赔。

让他改变主意的，是那些见面本身。

他原本以为，入室盗窃在司法系统里算「非暴力犯罪」。可见到受害者之后，他发现不是。那些人觉得自己被侵犯了。他们有一堆法院不会问的问题：

• 「为什么是我家？」
• 「为什么是那天？」
• 「如果我当时走进门，你会杀了我吗？」
• 「你后悔吗？」

法院只问：犯了什么法，谁干的，该判什么。这些问题，法院没有位置放。

泽尔说：「那件事震动了我的世界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对正义所知的一切。」

他受的是历史学训练。他习惯追问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，是怎么被造出来的？现在他意识到，刑事司法也是一套被造出来的东西。它有一套关于人、关于责任、关于痛苦的假设。那些假设不一定是真的。

换一副眼镜

1990 年，他出版了《Changing Lenses》。书名直译过来，是「换一副眼镜」。

书里说，我们看犯罪，都戴着一副镜片。惩罚式的镜片问三个问题：

• 犯了什么法？
• 谁干的？
• 他该受什么罚？

修复式的镜片换三个问题：

• 谁受了伤？
• 他们需要什么？
• 谁有责任去满足这些需要？

泽尔后来把这套问法定义成：一起找出伤害、需要和责任，尽量把事情修到能修的最好处。

这不是「对罪犯更温柔」的意思。泽尔对「问责」的定义很硬：「问责是理解你造成的伤害，并做点什么把它修好。」在他的版本里，加害者要面对的是具体的人，不是抽象的法律；服完刑不等于没事，还得尽量把造成的洞补上。

他也不认为「修复」是一件浪漫的事。犯罪造成的伤害，有些补不回来。修复式司法能做的，是尽量把能补的补上，把该说的说清楚。

书出版前，他以为会被同行嘲笑。他后来回忆：「我觉得这是一本疯书。我真的以为大家会笑。好笑的是，没有人笑。」

第一次在波特兰给一位监狱系统负责人、一位检察官和一位法官讲，他以为对方会说「这太离谱了」。结果他们说：「我们其实已经在做其中一部分了。」

这本书没有做太多营销，靠口口相传，慢慢传开。它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成了这个领域最常被引用的书之一。

泽尔自己不太愿意把功劳揽在身上。他说：「我没有发明修复式司法。我只是把别人的想法和经验综合起来，尽量讲得让人能懂。」

他梳理过这条河的源头：门诺会的传统，原住民的做法，受害者权利运动，民权运动，监狱权利运动，社区调解。他说，修复式司法其实是「很多传统做了几百年的事情，用西方语言重新说了一遍」。

原谅不在议程上

关于修复式司法，最常见的误解是：它是要让受害者原谅。

泽尔听到这个，总会纠正。他的原话很直：「在一个可信的修复式司法流程里，原谅不在议程上。要不要原谅，完全由参与者自己决定。」

这句话值得停一下。

我们习惯把「原谅」当成修复的终点。一个人犯了错，受害者原谅了，事情就圆满了。可这套期待，很容易变成另一种压力：你不原谅，就是你不够好，不够大度，不够「走出来」。

泽尔见过这种压力。2011 年，他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，叫《好受害者和坏受害者？》。他说，修复式司法的圈子里，也会不自觉地分人：

• 好受害者：准备好原谅、和解的人。
• 坏受害者：愤怒、想惩罚、不肯原谅的人。

他引用研究者希瑟·斯特朗（Heather Strang）的话：「我们通常怎么对待这样的受害者？多半是害怕、劝阻愤怒的那一种，鼓励、欢迎原谅的那一种。」

泽尔不认同这种分法。他说，愤怒的受害者，可能恰恰是从对话里得到最多的人。只要过程是安全的、尊重的，受害者原不原谅，不是决定性的。

「原谅是件美好的事，」他写，「修复式的相遇也可能带来某种程度的原谅或和解。但这不是修复式司法的目标，也不是衡量它是否成立的标准。」

这一点最容易被忽略。一个推动修复式司法一辈子的人，花了很多力气告诉别人：不要要求受害者原谅。因为一旦「原谅」变成任务，受害者就又失去了一次选择权。她刚刚从加害者手里拿回一点控制感，又被流程拿走了。

修复式司法要做的，是把选择权还给她。她可以原谅，也可以不原谅；可以骂人，也可以沉默；可以要赔偿，也可以只想要一个答案。流程不替她决定。

这条路对加害者也不轻松。泽尔说过，很多造成伤害的人承认，坐牢比面对面见受害者更容易。在监狱里，他们面对的是规则、刑期、自己的同类；在屋子里，他们得看着那个人的生活被自己弄成什么样，听她说完。

一间屋子里的流程

那流程到底长什么样？

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合。至少要自愿、安全，并且做足准备。参与者通常包括受害者、加害者、双方的支持者，还有一个引导者。

见面之前，引导者会分别和每个人谈：

• 那天发生了什么？
• 这件事对生活有什么影响？
• 你怕什么？
• 你想从这次见面里得到什么？

也会说清楚：你可以随时离开。

见面时，问题不是「你该判几年」，而是：

• 发生了什么？
• 对你有什么影响？
• 你现在需要什么？
• 谁该来做这些事？

结果是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约定：

• 道歉
• 赔偿
• 社区服务
• 不再接触
• 后续跟进

它不一定完美，但它是具体的。

新西兰的家庭小组会议，是这条路最常被引用的制度版本。青少年犯了罪，如果他不否认，通常会被转到家庭小组会议：加害者、家庭、受害者、支持者、警察、社工坐在一起，谈怎么补。很多案件不必走到正式审判。

修复式司法也被用到学校、职场、医院、博物馆，甚至用来处理历史创伤和转型正义。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，常被拿来当例子；塞拉利昂的 Fambul Tok，把社区里的对话重新接起来。

泽尔不认为它能解决一切。他反而反复提醒：修复式司法会被劫持，被简化成一套「开会流程」，甚至被用来让受害者尽快闭嘴；权力不对等的人，可能再受一次伤。他说，它不是万灵药，也不能保证公平。

它只是一个更好的问法。

相机也是同一件事

1996 年，泽尔出版了《Doing Life》。

书里是宾夕法尼亚州监狱里二十二位终身监禁者的肖像和访谈。他前后访谈并拍摄了大约七十人，最后选了二十二位。

Howard Zehr，2005 年自拍。图片来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CC BY 3.0

拍照的方式很讲究。他请每个人挑一身便服换上，站在中性背景前，眼睛看着镜头。不用囚服，不用铁窗，不用阴影。他称这种方法为「尊重的肖像」（respectful portraiture）。他说，他要按照自己希望被拍的方式去拍别人。

更重要的是顺序：先访谈，后拍照。不是进门就按快门，而是坐下来聊，聊到信任建立起来，最后才拿出相机。

他在前言里写：「我们往往不把受害者或加害者当成真实的人。加害者是面目模糊的敌人，承载着我们最坏的恐惧。」

相机要做的，就是把「敌人」还原成一个人。

2017 年，他和芭布·托斯（Barb Toews）回到宾夕法尼亚的监狱，找到当年的一些人，用相近的姿势再拍一次。2022 年，这些照片结集成《Still Doing Life》。书里并排放着两张照片：1990 年代初，和 2017 年。人也并排放着两段访谈。

泽尔说，他想看的是，人在这样的地方怎么变，又怎么没变。相同的构图把变化衬得更清楚。二十五年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，它写在脸上。

其中一位叫西德·伯杰（Cyd Berger）的人说：「没有一种单一的『囚犯』描述，因为我们是人……『囚犯』是监狱系统给我们的词，但那不是我们是谁。」

这句话，和修复式司法的道理是同一件事。标签是系统给的，人是具体的。

泽尔拍照，不是为了证明监狱里也有好人。他是为了让看照片的人，先看见一个人，再谈他做过什么。这个顺序，和修复式司法一模一样：先听，再看；先把人当人，再谈对错。

名声的背面

修复式司法后来成了流行词。

学校在说，公司也在说，政府项目里也常见到它。有人说它对罪犯太软，有人说它让受害者受第二次伤，还有人把它做成一套标准化课程，卖到各地。

泽尔对这些很警惕。他说，很多打着修复式司法旗号的项目，其实不够关注受害者的需要。有些项目把受害者请来，只是为了给加害者一个「悔过的舞台」。有些项目只做一次会议，没有后续，也没有赔偿和改变。

他也承认「修复」这个词本身有局限。它可能太向后看，想恢复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东西；它可能只修补人际关系，却不去碰结构性的不公。美国的大规模监禁，不是靠几十场对话就能解决的。

他引用作家巴里·洛佩兹（Barry Lopez）的说法形容自己：「抱有希望，但不乐观。」

在《Changing Lenses》的后记里，他写得更坦白。他说，有时候他也觉得自己的想法太乌托邦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也有愤怒，有责备的冲动；有时不愿对话，有时讨厌冲突。

但他还是写：「我相信理想。很多时候我们达不到，但它们仍是灯塔，是方向，是我们用来检验行动的尺子。」

「祖父」这个称呼，他接受得很勉强。有人说，因为他总是支持别人的努力，别人问才给建议，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人，所以叫「祖父」比「父亲」合适。他说，如果是「父亲」，他会拒绝，因为他没有发明修复式司法。

他八十多岁，早已退出课堂。修复式司法已经长成一个他管不过来的领域：有期刊、课程和政府项目，也有他看不惯的生意。他偶尔写文章，更多时候拍照。

他只是一个把话说清楚的人。

回到那扇门

故事回到 1974 年的埃尔迈拉。

两个年轻人，二十二扇门，一本记事本。没有圆桌，没有引导者，没有术语。只有敲门，见面，谈赔偿。有人可能骂了他们，有人可能不想开门。也有人谈完之后，还是不原谅。

这都没关系。流程没有要求原谅。

它只要求一件事：让造成伤害的人，站到被伤害的人面前，听对方把话说完。

那位一开始说「那不行」的法官，后来在另一个案子里说，很多人需要的，只是「在对的时候，一点点正确的方向」。

泽尔后来做的，是把这件事变成一套可以教、可以学、可以复制的东西。他写书，教书，在二十多个国家做过培训与咨询，上千人上过他的课。他也一直在旁边提醒：不要把它变成教条，不要替受害者规定感受，不要把「修复」当成另一个漂亮的词。

多年后，他回到监狱，给其中一些人拍第二张照片。头发白了，皱纹深了，眼神还是看着镜头。标签没有变，人变了。

正义有时就是这样一张照片。它不替你原谅，也不替你判决。它只是让你看见，对面坐着一个人。